从俄乌战争看一些常识问题
很多新生国家，尤其是那些有沉重历史记忆的民族国家，一旦独立成国，会有一种狂热的冲动，希望打一架，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。
这些战争的缘因大多与历史旧债有关，无非是老旧帝国的崩溃（民族解放出来）、外部势力干预、地缘政治角逐。很多新生国家都会把自己描述为历史的受害者，势必要报复以前受苦受难的日子。
一般来说，新生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主动发起战争，因此这类战争的背后，多有外部势力的影子。由于有外力支持，新生国家就难以作出与自身实力相符的战略判断，误判误判，却往往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方。新生国家没有独立承受战争苦难的经历，对开战后的态势发展没有足够经验，也没有多少调整的空间，又由于误判自己掌握战略主导权，因此往往喜欢赌一把大的，一把梭哈，一把定输赢。
无论如何，新生国家的战争，是它们逐渐成长为正常国家所必须经历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，如果成功了，这些伤痕是日后功勋章上闪耀的星星，如果失败了，后果可大可小。
所谓想要打人，先学挨揍。
被俘虏的南朝鲜军队
这些国家的狂热常常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义无返顾，要别人的命不要自己的命。这是真正的勇气呢，还是一种意气用事，或者是被虚构的概念绑架了，以至于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呢，值得仔细辨认。朝鲜战争中后期，美国已经转入停战谈判准备，李承晚军队中的强硬派天天组织游行高喊“北进”，向美国显示自己高昂的斗志，甚至准备兵变把老李赶走自己挑头。当美国提出把指挥权分割，由南朝鲜军队独立作战时，南朝鲜军人就突然变得很理智很安静了。
二战之后独立的国家中，这类例子比比皆是。其中有些战争，打就打了，死了几十万人，连个滚动新闻都上不去。有的就不一样，只要开火，牵动的大国一个接一个。
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下面细说。
条约体系
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大合影
巴黎和会
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关系结构来源于西方（从概念名词到体系运用），核心是：
国家——以民族为特征的国家有法理上的政治自主权（理论上有，真实地有没有，靠自己）；
利益划分——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的关系；
最重要的均势，也可以称作平衡性——这种关系是否能达到势均力敌的平衡，你吃不掉我，我咬不动你。
一个体系里这三要素如果能维持，那就相安无事。如果不行呢，在冷战之前就是开打，打到大家打不动了，愿意谈了，那就签署一个条约，这个条约确定了双方基于当时的实力基础上的一种平衡。
但是条约不是永恒的，当平衡再次被打破，或者条约不再有效地维护平衡时，矛盾再次爆发，条约被撕毁。
第一个国际条约体系是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（1648年），它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果。三十年战争起源于新教对天主教/神圣罗马诸侯体系的不满，发展于各方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蚕食瓦解，终结于敌我双方分化组合和精疲力尽。《威》体系结束了中世纪以宗教、封建主为体系的欧洲格局，欧洲各国开始进入现代民族国家。
《威》体系维持的是基本格局而非和平，166年后矛盾再次爆发，迎来了维也纳体系（1814年）。但是“维”体系没有解决问题，它只划分了大国势力范围，无视了正在崛起的小国和民族的诉求，缔约方甚至还想恢复封建主的体系，于是这个条约体系很快又瓦解了。
长话短说，由于欧洲国家在一百多年内无法实现区域均势和全球均势，最终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。一战后建立国联，由于缺乏处理机制，只是协调磋商再扯皮，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越来越多，于是二战接着来。条约体系的意义，在于签字，停战。它的局限性在于它只能解决条约签字时的问题，时间长了，力量对比变化了，态势转换了，条约就不够看了。
于是便有了防患于未然的大国机制，对于条约体系来说，靠平衡不够稳定。
大国机制
联合国的前身，有个重要的条约，叫《大西洋宪章》。
1941年8月，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军舰上签署了一个文件，它确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，比如不寻求领土扩张、不寻求改变他国领土、不干涉他国政府的意愿、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和经济合作、裁减武器、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等。
《大西洋宪章》中止了大航海时期以来西方（欧洲国家）不断扩张瓜分全球的势头，掀起了民族自决的高潮，但最重要的是全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，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时代。
丘吉尔在数年后哀伤地说，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，甚至是一个开始的结束 （this is not the end, this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, but, perhaps,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）。当然，后面那句才是重点。
什么的结束？旧体制的结束。
《大西洋宪章》
《大西洋宪章》解决了英国独力难支的问题，但里面那些理想化的原则是为了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。请注意，它要解决的不是不要战争，而是不要列强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。
虽然这是英美签署的文件，但《大西洋宪章》的基本精神成为日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，它的缔约国逐渐增加，形成了联合国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大》是在8月签署，珍珠港事件是在11月。罗斯福虽然坐轮椅，但确实高瞻远瞩。
珍珠港事件爆发后，以美国为主的几个大国苏联、英国、中国，签署了一系列条约，对后来国际关系影响较大的有《联合国家宣言》《雅尔塔协议》。《联合国家宣言》是通过组织进行协商的机制，
就是开会开会开会。《雅尔塔协议》则确定了美苏势力范围，西方归你，东方归我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协商的结果，目的是建立新的国际体系，形成一个防止发生全球性战争的机制，也就是一种结构关系。
虽然这个体系可以被称作联合国体系，但它的决定性因素，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运作机理就是大国主宰。大国划定边界，你管这里，我管那里，搞不定的就拿到联合国去扯皮。哪些大国呢，按照罗斯福的设想以及雅尔塔会议的结果，就是美苏两国联合管控世界，苏联从陆地、美国从海上，牢牢地锁住欧洲这个战争策源地。美国在大西洋的前哨和帮手是没落中的英国，在西太平洋由国民党的中国作为陪衬坐镇东亚。罗斯福应该是没想到中国在20年后突然转变了它的战略角色。
大国主宰的国际政治体系，是（两次世界大战的）结果，是（力量对比的）现实，也是（对安全的）理想。
至于罗斯福为什么这么设想，以后另文再述。有意思的是罗斯福选择了苏联的斯大林作为全球治理的伙伴，而非丘吉尔。这有实力的考量，也有地缘因素。单凭英国已经按不住欧洲（主要是德法）。
霸权也是负责任的
罗斯福的构想后来被杜鲁门和丘吉尔扭曲成冷战，这让欧洲成功地洗白了自己，从战争罪犯摇身一变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捍卫者，苏联作为欧洲解放者，头上的光环还没闪多久，就被妖魔化成一个侵略成性的意识形态怪兽。
但即便是在冷战这样的态势中，美苏依然保留着大国主宰的机制，只要有机会，美苏都不忘联手压制欧洲，一点点把老欧洲的地盘吃掉。直至今日，依然如此。
很多卓越的政治家都有“美苏重点在欧洲”这个基本判断，例如毛泽东对朝鲜战争、炮击金门的判断。但“美苏重点在欧洲”可以两读，一是决战主场在欧洲，二是美苏的主要战略敌人还是欧洲国家。
苏联突然解体后，大国机制的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，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基本力量，在广泛的区域里继续扮演之前的角色。比如在中东，在非洲，在东北亚，在北极圈。乌克兰在非洲的一些特种行动也得益于继承苏联的遗产。
今天的中国能发挥影响力的地区逐渐扩大，但与苏联鼎盛时期相比还是差得很远，与俄罗斯相比也还有距离，这不是单纯的实力问题，还涉及百年积累、经验手段等等。
大国机制是一种结构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理念。到底是两个超级大国好呢，还是一超多强或者多极世界更好呢，这又回到了前面说的三要素，国家、利益与均势平衡。三者之中任何一个出现变化，都会对系统性产生作用力。
这次俄乌战争所发生的一切，都可以从这里面得到直接的解释，比如，国家（苏联）的解体遗留下来的问题、利益（俄乌利益、欧盟利益）的现实分配与长远规划的冲突、均势平衡（俄国周边安全形势恶化）被打破，进一步加速了《雅尔塔协议》（条约体系）的解体进程，美国内部政治分歧导致大国机制失效，等等。
对中国的启示
最后一点，说说对中国的启示。
俄罗斯这次给核大国做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演示，第一，如何在总体形势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中，利用核威慑对方，打一场极限常规战。也就是说先把底牌亮出来，然后在这个底线上尽量熬过去，这是核武器的使用价值。第二个，大国如何面对被围殴的局面，以及如何利用自身战略优势在空间和时间上发挥作用。这个不细说了，网文很多。
这个大新闻现在看的意义又不一样了
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，普通中国人的国际政治教育是有缺陷的。原因很多，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。由于反帝反封建的经历，出于政治体制原因和一些现实考虑的原因，我国在公民教育中过分地强调了历史的正义性和公平性，却没有讲述国际政治的利益性、态势转换、策略手段以及相关的技术性。在普及教育中，这个做法无可厚非，毕竟是塑造公民的思想结构的必经阶段。但在成年知识中，如果还停留在中学生的水平，依然缺乏国际政治的基础知识，缺乏历史常识，就容易只会喊空洞的口号，甚至变得幼稚和天真。对于大国尤其是中国这种大国的国民来说，幼稚和天真是致命的。
